邓拓，这位时代的悲剧人物，凡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者，没有不知道他的，连当时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毒藤仨黑瓜”。而从“以文识人”这个意义上说，我“认识”他更早。那还是1964年我是个住校的中学生时。《燕山夜活》当时正在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分册，出一本我买一本，足足攒齐了一大套，十分珍爱，时时反复阅读、欣赏。
如果60年代时我通过学《燕山夜话》读过邓拓，那么最近看了庞?女士著的《邓拓和他的一家》就是再读邓拓，进一步了解了他的一生和复杂敏感的内心世界，也再次为他的遭遇嗟叹不已。
从书中可知，邓拓出生于属于中国古老的“士”这一阶层的书香门第家庭，从小受过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很年轻时就入党参加革命，25岁就写出了著名的《中国救荒史》，后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晋察冀日报》的工作，建国后担负《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在文化宣传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毛泽东是很赏识这位德才兼备的党内才子的。邓拓的处境日益恶化始自50年代中期。由于他一次次不积极配合甚至抵制党内“大跃进”、“共产风”之类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受到一再训斥批评，直至失去了《人民日报》总编的职务。当他不赞成将“海瑞精神”先提倡后又当做“大毒草”来批判时，江青等人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他，导致了他的死亡，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表层次看，邓拓之死与江青授意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有直接关系。在那篇血口喷人的文章中，邓拓不但被加上种种罪名，还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一顶“混进党内的叛徒”的帽子。显然，洁身自好、鲠骨铮铮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他无法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造谣中伤。“士可杀，不可辱”，在这种情况下，邓拓以死来愤怒抗议是完全合乎他做人的一贯准则的。
但更深层的原因不仅仅于此。
从书中对邓拓一生的记载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别看邓拓是条硬汉，毫不畏俱敌人的严刑拷打、战争的残酷环境、艰苦的物质条件、紧张的工作和病痛的折磨，实际上他始终“书生意气未能无”，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很容易受伤的。他人格高尚，严于律己，在各方面都堪称表率，如果还有人，尤其是如毛泽东这样他敬仰的党和国家领导还对他挑三拣四横加指责，就会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他为人坦诚正派，光明磊落，从未料到党内还会有康生一类阴险人物冲自己下刀子，在无端受害后未免困惑怅惘。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十分透彻而又党性极强，坚决抵制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行，但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和党的喉舌，当上级做出了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伤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他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得不违心地按上级的口径去宣传，一方面又明知是错的，委婉地表示反对或减轻其危害，这使他精神上往往处于自相矛盾、彷徨徘徊、扭曲分裂的状态。党内领导层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时也常使他无所适从。尤其是他对“现代迷信”、“个人崇拜”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货色更是深恶痛绝，屡加批判，这又得罪了党内军内那些企图通过鼓吹“天才”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们，他们的不满也使他感到沉重压力。种种的矛盾和不如意，使一向积极投人生活的邓拓有时甚至产生到寺庙里去做学问，也就是出世的念头（见书中第150页）。总之，他太善良、太不懂得保护自己了。戚本禹那篇文章只不过是对他接二连三的打击中最后也是最狠的一击。因此，他的死不仅是抗议，也是内心长期积郁的愤懑的总爆发，更是对现实的彻底摆脱。
邓拓是“文革”伊始时倒下去的第一个忠良之士。正如书中所说，“紧接着田家英、李琪、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一大批干部和文化人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党内外知识分子大多与邓拓极为相同近似，往往出身于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而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充满了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可以说，他们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新世纪里孕育出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精华。自古以来，一个没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国家是无法治理，也没有前途的。而反观历史，一次次政治运动几乎总是拿知识分子开刀，在“文革”中这种做法更是达到了顶点，结果是使国家陷入大规模动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种不断努力消灭占人口总数比例很小但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
时至今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到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那种没完没了搞运动，一搞就对知识分子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已经消散，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一个能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比较宽松的环境。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也是知识分子之福。邓拓们若地下有知，亦可含笑而去了。这是我读《邓拓和他的一家》后的最大感受。
（《邓拓和他的一家》，作者庞?，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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